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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半月談第4期_半月談2019第4期文章匯總

http://m.sysaojie.cc       2019-04-23 14:45      來源:半月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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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月談》是黨政機關公務員必備的閱讀學習刊物之一,也是考公務員申論備考非常好的資料。


  下面是網頁閱讀版:


  半月評論


  1  激發市場活力,頂住下行壓力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和國內條件都在發生深刻而復雜的變化,困難挑戰不少,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持續深化改革任務艱巨。如何頂住經濟下行壓力,確保中國經濟行穩致遠,成為各界關注的一大焦點。


  從國際上看,全球經濟增長動力減弱、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一些先行指標回落;中美貿易摩擦尚未完全解決,“去全球化”思潮抬頭。從國內來看,出現產業轉型升級、去杠桿的階段性陣痛及市場周期震蕩的短期效應,部分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推進不暢,長期沉淀的結構性問題一時難以根本解決。這些因素都使我國經濟面臨近年來少有的復雜局面。


  不難發現,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一大癥結是,在“逆周期”和不利條件下,國內市場活力釋放不足,未能有效發揮“下降緩沖”和支撐功能,市場爆發力未能最大限度地轉化為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改革力、創新力和增長力。


  盡管市場主體眾多,但單體能力不強。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統計顯示,歷經40年改革開放,我國市場主體數量從改革開放初期的49萬戶,增長到2018年11月底的1.09億戶,增長222倍。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企業中擁有核心競爭力、自主可控技術或國際市場壓倒性優勢的全球性旗艦型企業仍然偏少,面廣量大的中小企業缺乏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雖然迄今有超過1900戶“僵尸特困企業”完成了處置處理主體任務,但仍有大量低端低劣的“僵尸企業”僵而不破、僵而不退,占用了大量市場空間,阻礙了市場資源優化配置。


  不僅如此,市場生態建設也與日新月異的市場環境變化不相適應,市場機遇未能與經濟轉型升級內在需求有效碰撞、形成共振。過去靠“人口紅利”、以勞動密集型產業攻城略地的“增長戰法”趨于式微,長期拼人力、拼土地、拼政策、拼補貼的粗放型發展模式日益喪失基礎。過去賺“快錢”、賺“輕松錢”的“好日子”不復返,只有長期深耕精進于某一領域、擁有獨一無二競爭優勢的企業,才有可能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獲取豐厚回報。


  然而,目前與這些新發展方式、新增長路徑相匹配的市場環境尚未優化到位。在一些地方,“不見面審批”叫在嘴上、停在紙上,辦事跑斷腿現象依舊;企業減負仍須發力,營商環境改善知易行難,招商引資“甕中捉鱉”現象時有發生。


  眼下,國內經濟多重矛盾交織,既有資本脫實向虛,又有諸多實體企業融資困難;既有大量資金空轉苦于投資無門,又有大批亟待轉型的中小企業缺乏抓手望眼欲穿。


  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唯有使出渾身解數,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才能克服風險、戰勝挑戰。


  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普惠性和結構性減稅降費,助力企業輕裝上陣;下大力氣為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小微企業解決好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去年以來,中央不斷出招,加快解決阻礙市場活力釋放的諸多難點痛點,促進企業“新陳代謝”、經濟結構優化。


  更為明確的路線圖是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字方略,旨在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激發市場活力。下一步,我國將通過創新制度供給,加快新舊動能轉換,頂住經濟下行壓力。


  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推動更多產能過剩行業加快出清,降低全社會各類營商成本,是盤活市場資源,釋放市場空間的必要之舉。讓市場要素得以優化配置,需更多讓“市場之手”發揮作用,同時完善托底保障,妥善處理“僵尸企業”處置中啟動難、實施難、人員安置難等問題,推動市場加速釋放大量沉睡、錯配的資源。同時,加大基礎設施等領域補短板力度。未來,我國應瞄準發展急需、升級急缺、民生急盼的事項,增加公共服務,鼓勵擴大國內消費。


  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發揮企業和企業家主觀能動性,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和法治化營商環境,促進正向激勵和優勝劣汰,發展更多優質企業,是瞄準市場主體“提質增效”的關鍵招數。在“放管服”過程中,政府要努力當好服務企業的“店小二”,悉心傾聽市場主體的呼聲,秉持“有求必應、無事不擾”的理念,為新經濟企業發展提供更優服務,讓上億市場主體更加活躍、更有競爭力。同時,提升產業鏈水平,培育和發展新的產業集群。


  提高金融體系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形成國內市場和生產主體、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大、金融和實體經濟良性循環,是調整市場關系、促使活力迸發的應有布局。打通實體經濟與金融服務之間的梗阻,提升經濟社會運行效率,才能讓金融這一經濟血脈融入到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中去,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持續激發經濟活力。


  半月講解


  2  改革基層治理體制,中央瞄準哪些靶點?


  一段時期以來,基層治理存在諸多難點痛點,干部群眾強烈呼吁從根本上提升治理效能。近期,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基層整合審批服務執法力量的實施意見》,瞄準基層治理相關靶點,改革重塑體制機制,保證基層事情基層辦、基層權力給基層、基層事情有人辦。


  整合構建簡約精干的基層組織架構


  基層工作頭緒繁多,不僅需要大量人手,也需要基層各個部門形成合力。但現實工作中,不少地方仍存在力量分散、協調不暢等問題。優化整合基層治理力量,是亟待瞄準發力的治理靶點。


  綜合設置基層審批服務機構、積極推進基層綜合行政執法改革、整合基層網格管理和指揮平臺,是本次兩辦文件重點提出的三大新舉。三者都著眼于統籌優化基層力量。


  在綜合設置基層審批服務機構方面,中央提出,在整合基層行政審批和公共服務職責基礎上,進一步加強鄉鎮和街道黨政綜合(便民)服務機構與服務平臺建設。


  在積極推進基層綜合行政執法改革方面,兩辦文件要求整合現有站所、分局執法力量和資源,組建統一的綜合行政執法機構。由此,鄉鎮、街道統一指揮和統籌協調能力將大大提高。


  在整合基層網格管理和指揮平臺方面,“多網合一”可望實現。上級部門在基層設置的多個網格將被整合為一個統籌各項工作的綜合網格。在此平臺上建立起的綜合指揮工作機制,將有效實現基層管理跨部門、跨層級協同運轉。


  權隨事轉、人隨事轉、錢隨事轉


  基層治理難,一大難點在于基層缺乏治理資源,基層權責不對等。早在《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中,中央就要求,明確基層政府治村的權責清單,明確縣鄉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這次兩辦文件繼續循此思路,大力推動資源服務管理下沉,調整基層責、權、利關系,為其賦權賦能。


  審批服務執法等權限下放,是基層實現有效治理的抓手,將還基層干部一片創業干事的天空。基層干部反映,目前一方面是上面各種任務壓下來,另一方面是基層并無相應權限加以落實。針對此,兩辦文件明確,按照依法下放、宜放則放原則,將點多面廣、基層管理迫切需要且能有效承接的審批服務執法等權限賦予鄉鎮和街道,由省級政府統一制定賦權清單,依法明確鄉鎮和街道執法主體地位。各省區市可在試點基礎上逐步統一和規范賦權事項,成熟一批,賦予一批,確保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有監督。


  在權限下放、治理重心下移的同時,必須保障下傾到位。人、財、物,一個也不能少。針對基層人手緊缺、編制緊張的現狀,兩辦文件特別提到,推進編制資源向鄉鎮和街道傾斜,鼓勵從上往下跨層級調劑使用行政和事業編制,充實加強基層一線工作力量。同時,在編制管理上,完善機構編制實名制管理,根據基層對人才的需求,按編制員額及時補充人員,制定用編用人計劃優先保障空編的鄉鎮和街道。


  此外,“無錢辦事”也束縛基層手腳。這次兩辦文件強調,投放基層的公共服務資源,應當以鄉鎮和街道、村(社區)黨組織為主渠道落實,同時,加強下放給鄉鎮和街道事權的人才、技術、資金、網絡端口等方面的保障。


  遏制“濫用責任狀”“一票否決”“牌子滿墻”


  基層經常出現“官大一級壓死人”“上級逼著基層干”“層層甩鍋,層層加碼”“責任層層甩,基層兜不住”等問題。一些地方上下級工作機制甚至發生嚴重異化,致使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盛行。


  本次兩辦文件特別指出,優化上級機關對基層的領導方式。省級黨委要組織力量對上級與鄉鎮和街道簽訂的各類“責任狀”和考核評比等事項進行全面清理,統一規范針對鄉鎮和街道的評比達標、示范創建等活動。同時,除中央和省級黨委明確要求外,各部門不得以任何形式對鄉鎮和街道設置“一票否決”事項。針對基層出現的“牌子滿墻”現象,中央指出,嚴禁對基層機構編制事項進行干預,不得要求鄉鎮和街道對口設立機構,不得要求在村(社區)設立機構和加掛牌子。


  中央此次在創新優化基層工作機制方面亮點頻頻:建立健全鄉鎮和街道機構“一對多”“多對一”的制度機制;理順與縣直部門的工作對接、請示匯報和溝通銜接關系;嚴格鄉鎮和街道機構限額管理;探索建立鄉鎮和街道職責準入制度……


  中央頂層設計既出,地方還應根據基層實際細化落實。針對借“屬地管理”名義把工作責任壓給鄉鎮、村居的亂象,山東省正醞釀出臺《鄉鎮工作條例》,科學界定“屬地管理”適用范圍,確保基層以“權責一致”的原則開展工作。


  半月調查


  3  百度一下,只有百家號知道?


  過去那個“百度一下,你就知道”的搜索引擎,被用戶批評變成了“百家號站內搜索”;當你想在全網查資料的時候,結果卻怎么都跳不出百度的“手掌心”。近期百度搜索過度推廣自家平臺內容引起網民熱議,搜索引擎為何變成互聯網公司的“產品搜索引擎”?


  百度搜索=“百家號搜索”?


  不少網民發現,百度正通過在搜索框背后“動手腳”,不斷將網民切身需求轉化而成的流量導向百度自家的自媒體分發平臺——百家號。有網民調侃,百度已經可以改名為“百家號站內搜索”了。


  半月談記者嘗試在百度搜索“央視春晚”,搜索結果中第一條是百度百科,第2至6條全部都是來自百家號的內容。雖然有的是權威媒體的百家號賬號,但搜索引擎并不指向其原始頁面。再往下看,半月談記者發現,搜索結果整個第一頁中觸目皆是百度百科、百度貼吧、百度視頻……兩個央視網站藏在百度產品的“天門陣”中。


  再試試搜索人物如何?半月談記者又試著輸入“科比”,首先出現的是百度百科,接下來就是5條分別來自不同百家號賬號的內容,而真正與“科比”有關的新聞則至少需要翻頁一次才能得見。


  對此類現象,百度的官方回應是:目前在搜索結果中,百家號內容全站占比小于10%;百度現有百家號創作者數量達190萬,既包括權威媒體和資訊機構,也包括自媒體。至于搜索引擎積極推廣自家業務是否合理,百度未置一詞。


  上海社會科學院互聯網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李易認為,百家號中,一些自其他網站自動抓取而來的內容,不僅可能存在侵犯版權的問題,還可能誤導網民,甚至讓一些商業利益驅使的無效甚至有害內容廣泛出現。而“全站占比小于10%的百家號內容”若集中在搜索結果的首頁或前3頁,則將成為“關鍵的10%”,其影響不可簡單以數量計。


  搜索引擎的算盤是怎么打的


  過去廣告過濫、競價排名令人迷惑,如今流量壟斷和低劣內容充斥令人反感,究竟是什么動機讓搜索引擎如此“一意孤行”?


  ——平臺需要強有力的內容分發渠道。一位長期運營自媒體的“大V”認為,近年來,各家互聯網公司都在發展旗下自媒體分發平臺,百家號、頭條號、企鵝號、大魚號……無不與自家資訊平臺對接進行分發。例如企鵝號的分發首先讓騰訊新聞受惠,大魚號則為UC等阿里系門戶提供內容支持,這些自媒體分發平臺形成的流量影響力已不容小覷。


  然而,百度以搜索起家,缺乏內容運營的“基因”,包括廣告在內的所有內容分發都基于搜索。正因為搜索幾乎是其用戶流量的唯一入口,百度在打造自媒體分發平臺時就把一切腦筋都動在了搜索引擎上——“不然誰還會注意百家號?”


  ——移動互聯網時代信息流獲取方式的變化。艾媒咨詢CEO張毅認為,隨著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各大App已經逐漸占據了流量的主要入口,搜索引擎能吸引的流量越來越少;另一方面,今日頭條一類基于用戶興趣的推薦引擎興起,讓傳統搜索引擎幾乎難以招架。用戶點開今日頭條,目光就不必移開,黏性之高,讓老牌搜索引擎公司眼熱,百度因應的招數,就是在百度上復制一套“頭條模式”,讓自家搜索優先推薦自家內容。


  ——商業利益導致平臺各自為政。互聯網平臺的流量博弈不斷升級,各大互聯網平臺都想盡辦法讓用戶在自己的世界里流連,甚至不惜重金補貼自媒體分發平臺。然而在張毅看來,如果忽視了對平臺上自媒體內容質量與展示頻次的合理管控,只顧商業效益最大化,會帶來品牌聲譽受損的深層風險。


  流量生態如何走向健康


  搜索引擎作為互聯網產品的獨特性,就在于其商業模式不能剝離公共服務屬性。業內人士認為,搜索引擎要想回歸健康發展正途,需要想清楚三個問題:如何平衡利益與公益;如何保障內容盡量真實、權威且展示公平;如何協調追求流量與維持互聯網生態開放性之間的關系。


  張毅認為,近來不斷出現的互聯網巨頭“掐架”事件,其實難說有贏家,因為獲勝一方產品體系實力的壯大也是以損害用戶體驗為代價的。所謂“全生態鏈布局”,卻只是利益驅動下自家內容無篩選的傾瀉,與炮制“信息垃圾場”何異?


  人工智能方興未艾,互聯網企業開始高唱“算法為王”,但算法背后起決定因素的還是價值觀。李易表示,目前大多數平臺抓取內容還是以吸引眼球、聚攏流量以圖利益變現為考量。算法迭代不斷加速,監管腳步如何跟上?眾多專家認為,監管部門除了積極改進自身檢測手段外,還應與各大互聯網平臺形成有效溝通機制,在健全規矩的前提下,引導企業提高服務品質,呵護健康生態。


  半月世界


  4  “黃馬甲”:一道難過的坎兒


  始于2018年11月的“黃馬甲”運動持續至今尚未偃旗息鼓,在法國政府的應對下,目前運動雖有緩和之勢,但最終走向仍不明朗。


  “黃馬甲”運動最初的目標是反對政府征收燃油稅,這項稅改是法國政府履行2015年《巴黎協定》有關規定的措施,卻引起廣大民眾不滿,隨之形成了廣泛的社會抗議浪潮。法國總統馬克龍于2019年1月13日發布了一封致法國全體民眾的公開信,圍繞改革事宜,開啟全國大辯論,希望通過此番行動,化示威的怒火為解決之道,重挽法國民眾對改革的信任。


  可以說,就“黃馬甲”運動而言,政府征收碳排放稅只是導火索,“黃馬甲”運動的根本癥結在于法國經濟持續不景氣,中低收入群體購買力下降,生活負擔加重。如何看待這場運動以及法國未來的改革前景?


  解析“黃馬甲”運動的六大特征


  與過去法國發生的社會風潮相比,這次“黃馬甲”運動有多處特征值得注意。


  第一,這起抗議浪潮是“自發”行動,找不到正式的組織者,唯一的標志就是抗議者身披的那件“黃馬甲”。而且,抗議規模大,參加者復雜,整個行動一度嚴重失控,抗議浪潮暴力性強。輿論普遍認為,這是自1968年“五月風暴”以來法國最嚴重的騷亂。


  第二,“黃馬甲”運動訴求眾多。最初要求是取消征收燃料附加稅,后來擴大到反對政府的改革計劃,表達對民眾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滿。馬克龍采取的一些安撫措施并沒有起到太大作用,抗議者提出了更多要求,涉及民生、民主、經濟、教育等多個領域。


  第三,抗議浪潮一度走向“全民性”。“黃馬甲”運動的主體最初是卡車司機等,隨著運動深入,參與者群體不斷擴大,中學生堵校鬧事,農民走上街頭訴苦,部分法官律師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一些維護城市秩序的警察也加入抗議隊伍。“黃馬甲”一度成為法國全社會抗議的代名詞。


  第四,很多抗議者將矛頭指向主流媒體。主流媒體本來是抗議者和官方溝通交流的渠道,卻產生了“火上澆油”的反效果。與此同時,網絡成為法國民眾的重要信息來源,空前猛烈地沖擊著整個社會輿論。


  第五,運動政治化傾向明顯。“黃馬甲”運動發端之時毫無政治色彩,甚至找不到發動者、組織者和策劃者。但隨著運動發展,極端右翼的“國民聯盟”等明里暗里支持,出謀劃策,使運動政治化傾向日益濃重。“黃馬甲”向政府提出的明確要求是反對法國執政者(馬克龍總統本人)、反對現行政策(包括歐盟建設等在內的一系列法國內外政策)、反對現行政治體制(即民主選舉產生的代議制)。


  第六,民粹主義籠罩“黃馬甲”運動。民粹主義高漲在法國已是不爭的事實,2017年總統大選,極右翼“國民聯盟”候選人瑪麗娜·勒龐正是借民粹主義之勢,和馬克龍較量。“黃馬甲”運動中最響亮的口號是“全民首創公決”,目的是對當前的國體建制提出挑戰,要求法國當局進行一系列公民投票,對涉及民眾整體利益的決策進行公決。


  以上說明,法國“黃馬甲”運動絕非一場單一和有限訴求的社會抗議示威,有法國專家甚至稱其為“怨恨、憤怒、羞辱和絕望的大聯合”。


  凸顯法國制度性危機


  法國是西方七大發達國家之一,有著完整而昂貴的社會福利體系,這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是能夠運轉的。但法國在上世紀70年代進入經濟放緩期,國庫越來越承擔不起這一沉重負擔。高社會福利導致企業勞動成本持續提高,企業和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逐步下降,其結果是法國經濟增長長期低速徘徊、甚至倒退,于是社會不滿情緒大增,動蕩不定。


  馬克龍執政一年多來,推行了一系列整體上削減民眾福利水平的改革舉措,還取消“巨富稅”、資產稅等,鼓勵法國人將目光從“分蛋糕”轉向“做蛋糕”。這些改革措施盡管利在長遠,但短期內勢必觸動一些階層的利益,導致民眾不滿。當地媒體報道稱,改革進程中民眾缺乏獲得感,是“黃馬甲”運動能席卷法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國社會和民眾對體制抱有極其復雜的心態。一方面,民眾樂見強勢政治家帶領國家掃除各方面的積弊,實行刮骨療毒、壯士斷腕式的變革,使法國舊貌換新顏;另一方面,當國家的具體政策觸動民眾的切身利益,民眾上街抗議、罷工罷課就頻繁發生,不見政府妥協誓不罷休。


  而在西方民主政治的體制下,法國領導人在國家長遠大計和短期執政地位及選舉利益之間,也往往會選擇向抗議妥協。法國自二戰后確立現行體制以來,在行政、就業、福利、社保等領域的積弊尾大不掉,歷任領導人和執政黨均了解問題實質,但真正有魄力推動改革的寥寥無幾。


  馬克龍攜“改革”“非左非右”“進步”“革新”等旗號上臺,以求打破枷鎖,實現執政愿景。然而,銳意改革的馬克龍在“黃馬甲”一波接一波的抗議聲中,在上調燃油稅問題上也不得不作出讓步。


  陷入政治沉疴的法國實際上是西方國家的一個縮影。


  目前,“黃馬甲”運動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及運動中頻現的暴力行為引發民眾普遍擔憂,人們對“黃馬甲”運動的態度正在發生改變,反對和批判該運動的聲音高漲,“黃馬甲”運動呈現頹勢,馬克龍的民調支持率也較去年底明顯回升。


  法國政府的應對措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何時能徹底平息抗議活動仍是未知數。對法國而言,改革從來不是輕松的事,需要頂層設計的引領,也需要社會共識的廣泛支持。如何為改革培育土壤,有效推進改革,尚需馬克龍政府拿出政治智慧。


  基層治理現代化


  5  富人治村:好得很還是糟得很


  “富人治村,共同致富”,是近年來部分地方基層政府追求的美好愿景。在鄉村振興任務緊迫的今天,鄉村經濟精英到底能否下好基層治理這盤棋?都說“外來的和尚會念經”,鄉村治理是不是念“生意經”就能別開生面呢?


  村里有些事,人富才好辦


  富人治村并非新事物。十幾年前,在江浙等沿海發達地區,就有一大批企業老板積極參加村干部選舉,成為“老板村官”。


  近年來,中西部地區多地基層政府以“雙培雙帶”、發展鄉賢等各種政策措施,鼓勵和引導經濟實力較強的農民擔任村主要干部,富人治村治理模式逐漸走向內陸地區。


  現今,村干部承擔的工作量和工作壓力有增無減,在這種背景下,掌握更多經濟資源、社會資源的農村經濟精英,自然更受基層政府的青睞和部分群眾支持。事實上,多地基層干部已有如此感嘆:“沒有一定經濟實力,很難當好村干部。”


  確實,無論是“爭資跑項”,爭取上級資金與政策支持,還是謀劃具體的鄉村建設舉措,經濟實力強、活動能力強、具備更開闊發展眼光的農村經濟精英優勢凸顯。


  半月談記者在多個村莊發現,富裕群體在參加選舉時,不僅表示可以不拿工資、不占集體便宜,還承諾捐資修路建校。


  面對農村新形勢下出現的一系列棘手新問題,資源更多、腦筋更活的富人群體處理起來也有優勢。


  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從興辦合作社到招商引資,不止一地的基層干部和學者發現,如今,村里有些事,當真是“人富才好辦”。


  治村非經商,風險不可忽


  富人治村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不少學者、基層干部指出,這一模式潛藏的風險也值得重視。


  ——以企業化思維治村,影響村莊公共利益和民主決策。


  中部某鄉黨委書記告訴半月談記者,“老板村官”熟悉商業世界的競爭邏輯,但公共服務態度往往不夠端正,紀律意識相對淡薄是隱患。當地某城郊村選了一個富人當村主任,治村和治企一個思路,取得一定成績,但兩件事情的處理引發了矛盾。


  一是對于村里每年要投入數十萬元運行經費的公共交通和公共文體設施,他認為是虧本的,想要關停。二是辦企業形成的“我的地盤我做主”思維根深蒂固,讓村里“四議兩公開”無法正常運行。


  ——增加群眾參與村莊治理難度,權力結構固化,影響基層民主進程。


  富人在財力和社會資源上的優勢,客觀上抬高了選舉門檻,普通村民容易淪為看客。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員林輝煌認為,鄉村新富憑借較強的致富能力,許諾與捐贈并用,足以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使基層村莊的權力結構固化。


  ——容易滋生道德風險,貪腐化與“村霸化”值得警惕。


  多名基層審計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富人并不會因為自身富裕就一定不“因公肥私”,近年來多地農村工程建設都成為“富人村官”腐敗高發領域。


  還有學者指出,一旦富人私心大熾,無視公共利益,可能走向“村霸化”,富人治村也就淪為“強權治村”。


  捧殺固不宜,棒殺亦不妥


  富人治村有成績也有隱憂,到底應如何看待?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表示,中國有60多萬個鄉村,發展極不平衡,基層治理現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對富人治村也不能一面倒地批判或贊頌,而應基于包容態度,不忽視制度化規范方式,鼓勵基層繼續探索。亦有學者強調,在鄉村振興關鍵期,通過這種形式把人才的“根”留在基層,其實體現了基層的實踐智慧,不能輕易抹殺。


  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等專家認為,推行富人治村,還需在風險防控的規范化上下功夫。村干部的推薦和任用必須遵循德才兼備、缺一不可的原則,干部一旦當選,必須對其持續加強黨性教育、法制教育,增強其法治意識、紀律意識、公共意識。


  同時,必須增強村莊政治的開放性,讓廣大村民有表達愿望的制度空間,可以通過完善議事會等村民組織的方式,保障村民知情權、參與權,防止普通村民在訴求表達與決策協商上被邊緣化。


  尤為關鍵的是,要完善日常監督,同時形成對有問題的村干部的問責乃至淘汰機制。


  一名鎮黨委書記告訴半月談記者,近年來當地各村建設力度大,為了防止腐敗,鎮里專門請了一個造價師,對所有工程預算嚴格審查,及時介入,在防止村官腐敗方面收效明顯。


  6  “土政策”不能唱反調、變調、小調


  半月談記者行走基層,時常看到一些地方的做法與國家政策不完全符合,“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時常聽到一些基層干部說,“這是我們的土辦法”。這些“土政策”到底是因地制宜,還是權力任性,并不是一道簡單的是非題。


  半月談記者梳理發現,“土政策”可以歸納出幾種主要類型,有的已經探入違規或者灰色地帶。


  ——“唱反調”。國務院曾明確要求各地方政府全面清理、廢除阻礙環境監管執法的“土政策”,但一些地方為追求一時經濟增長而不愿清理,甚至還“推陳出新”。半月談記者此前在中部某地采訪時,地方黨委政府發文,要求實施涉企首違免罰制、涉企輕微違法行為整改制、下限處罰制;鄰近某縣則出臺所謂的“重點企業掛牌保護制度”,限制環保等部門執法檢查,提出對檢查中發現的問題,重在促進整改,原則上首次不予處罰。這些“土政策”為環境污染開了綠燈,違背了中央的大政方針。


  ——“唱變調”。太明顯的“反調”不好唱,一些“土政策”尋求變通,玩起了變身術。比如,為了規范地方舉債行為,國家政策要求金融機構為融資平臺公司等企業提供融資時,不得接受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以擔保函、承諾函、安慰函等任何形式提供擔保。但有的地方政府通過簽訂融資、投資和重點項目建設工作目標責任狀,配以年度績效考核等“土政策”,要求融資平臺為政府融資。實際上是違規舉債,不過形式更隱蔽。


  ——“唱小調”。有一些政策完全從部門利益出發,“什么山頭唱什么歌”。去年,一家物流公司負責人對半月談記者說,國務院相關文件明確規定逐步取消道路貨運站場經營許可,交通部門已停止辦理站場許可證。但有的行政執法部門說沒有收到相關文件,依然要求辦理站場許可證,沒有辦理的企業要受到處罰。該企業負責人認為,國家政策的大方向是簡政放權,推動物流業降本增效。但有的部門仍以沒有接到上面政策為借口,以內部文件來搪塞,或者選擇性、打折扣執行,讓企業叫苦不迭。


  前幾年,華北某市委組織部宣布:全市科級干部超過53歲,副科級干部超過52歲的全部提前離崗休養,同時提高三級工資。全市共有62名科級干部被列入這一名單,其中還包括兩名正值工作盛年的司法系統干部。這種做法的初衷或是為了促進干部年輕化,但由此滋生大量“吃空餉”現象,不能不令人擔憂。


  “土政策”看上去是基層復雜情況的“穩定器”,任其施為,則有可能變成基層深層糾紛的“導火索”。要提升基層治理的質量與效度,以合理合情的方式,化“土政策”為制度化的“真規矩”,是一條務本之路。只是“土政策”來源復雜,治理還需有堵有疏。


  一方面,對違反中央政策、侵害群眾利益的“土政策”要及時糾偏,破除政策制定和實行中的“山頭主義”,防止權力濫用。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員陸福興說,一般而言,執行中央政策,省里會配套實施細則,縣市會補充操作規程,但細化不等于“部門利益最大化”,這一傾向必須克服。


  陸福興認為,如果“土政策”和國家政策明顯相沖突,應以國家法律、政策為準繩,堅決糾偏,進而要建立追責機制,對“土政策”的問責形成可操作的規范。


  另一方面,對一些有合理性,回應現實需求的“土政策”,應和國家政策之間形成良性互動,確實有效的“土政策”也可嘗試推廣。從小崗村的包產到戶到深圳等經濟特區的先行先試,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正是尊重基層首創精神,及時將基層有效探索納入頂層設計。


  一位地方改革辦干部認為,有一部分從地方具體情況出發的“土政策”,體現了基層干部的能動性與創造性,對這樣的努力就不能“一棍子打死”。要注意甄別、適當鼓勵,以有一定彈性的容錯糾錯機制激發基層工作活力,讓基層干部敢于擔當。


  要加大基層紀檢、審計等監管力度,防止狠人亂用、濫用狠招;要教育引導村民學法、用法、遵法、守法,培育崇德向善的鄉風文明。如此,才是新時代鄉村善治的根本之道。


  教育改革進行時


  7  “減負三十條”:條條落實差點啥


  2018年末,由教育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號稱史上最嚴減負令的《中小學生減負措施》(以下簡稱“減負三十條”)重磅出臺,劍指中小學課業負擔重這一痼疾,對校內、校外、家庭、政府四方面減負工作全面明確責任并提出要求。


  在全民教育焦慮的當下,“減負三十條”能否改變學生“書包越來越重,眼鏡越來越厚”現狀?能否破解“校內減下來,校外加上來”的尷尬局面?


  校內減負仍有難點


  30條政策中,第1條到第12條強調“規范學校辦學行為”,提出嚴格依照課標教學、均衡編班配置師資、嚴控書面作業總量等12方面內容。重申了杜絕“非零起點”教學、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書面家庭作業、不得給家長布置作業或讓家長代為評改作業、確保學生每天鍛煉1小時等要求。


  半月談記者在廣東、遼寧、湖北等省份采訪了解到,近年來,教育部門多次下發減負令,校內減負形勢向好。如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減少作業布置、減少考試、學生每天“陽光一小時”等政策在各地絕大部分小學得到落實。但在中學階段,因面臨升學壓力,學校其他課程為主科“讓路”、學校持續開展晚自習補課等現象仍屢見不鮮。


  除此之外,政策第2條中的杜絕“非零起點”教學、第3條嚴禁設立“重點班”“快慢班”以及第7條采取等級評價方式等,成為落實的難點。


  “期末考試,部分中小學校已經以等級評價的方式公布考試成績,但仍然有少數學校公布了排名和分數,還有的學校表面上不公布分數,實際上要求家長下載App查分查排名查試卷。”一名家長說。孩子讀初二的周女士反映,班上每周都有大小考,考完后老師按成績排名給孩子安排座位。“因為成績不理想,我的兒子總是坐在最后兩排。”


  點評:華中師范大學教授范先佐指出,當前仍是分數決定一切:對教育行政官員的考核是看地區分數排行,校長的晉升是看學校升學率,老師的績效是看班級平均分……以升學率為標準的分數制度,造成一切為成績服務。對此,應像治理環境一樣拿出“硬手段”,如果哪條政策不能落實,也應建立相應的懲罰機制。


  校外減負易遭軟抵抗


  “減負三十條”第13條到17條強調要嚴格校外培訓機構管理,提出了校外培訓機構要依規登記誠信經營、嚴禁超標培訓、嚴格教師聘用、嚴禁與升學掛鉤、控制培訓時間等5方面內容,特別強調“培訓內容不得超出國家課程標準,培訓班次必須與招生對象所處年級相匹配”等,有些規定非常詳細,如“培訓結束時間不得晚于20:30”。


  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一直是培訓機構的招生法寶。面對一波接一波的重拳治理,一些深諳家長心理和市場規則的培訓機構見招拆招,不僅生意依舊火爆,甚至學費還紛紛上漲。


  當下,治理校外培訓機構難度較大,培訓機構有多種注冊、運營模式,超前超綱很難界定;同時,部分家長有讓孩子提前學習的潛在需求,進而帶動家長群體,如何引導也是一大問題。


  點評: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表示,超綱教學是培訓班的教師和學生的私下行為,緣于當前仍然是用考試分數評價學生。建議進一步深入推進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建立高校多元化招生模式,使學生有更大的學習自主權,學校也可以根據自己對教育的獨特理解和自身條件,辦出有特色的學校。


  家庭減負知易行難


  “減負三十條”第18條到第21條強調家庭要履行教育監護責任,提出了家長要樹立科學育兒觀念、加強家庭交流互動、引導孩子健康生活等4方面內容。


  半月談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大多數家長對孩子學習成績的關注度高于其生理和心理健康,“只要逼不死,就往死里學”。半月談記者寒假在很多校外培訓機構看到,有的小學生一天要奔波于幾個地方補課,課間或中午有很多家長陪著孩子在教室、走廊叫外賣吃盒飯。


  全民教育焦慮的當下,大部分家長無奈被裹挾前行。孩子上小學二年級的家長歐女士告訴半月談記者,孩子今年報了一個網上課堂,她覺得已經足夠了。但跟別的家長一交流,她發現有的孩子一年級就上網課。“這樣一個大環境,哪個家長能淡定?哪個家長還能繼續佛系?” 歐女士說。


  點評: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副研究員高政等教育專家指出,在優質教育資源相對稀缺、社會保障制度不斷完善的情況下,群眾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需求會一直存在,這種強烈的需求會讓很多出發點良好的政策失效或者收效甚微。只有充分考慮到不同群體的教育目標,真正辦出讓不同群體都滿意的教育,才能避免政策陷入“頭痛醫頭”怪圈。


  政府監管還應持續推進


  從第22條到第30條,強調要強化政府管理監督,提出了政府要克服片面評價傾向、嚴格活動競賽管理、規范培訓機構監管、深化考試招生改革、支持做好課后服務、廣泛接受社會監督、開展減負督導檢查、切實抓好貫徹實施等9方面內容。


  近年來,各地開展了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陸續發布了校外培訓機構黑白名單。去年以來,上海、江蘇、遼寧、廣東陸續開展彈性離校、晚托服務、開設校內拓展興趣班等,孩子下午3點半后的需求和去向日益多元。


  然而,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不少地方存在檢查、懲治“蜻蜓點水”“一陣風”,治理“雷聲大雨點小”的現象。一些地方抓在職教師補課行為,年年寒暑假都開展各種整治工作,通報典型案例并給予處理,但到下一個假期情況依然如舊。


  另外,“嚴禁片面以升學率評價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民辦中小學校招生納入學校審批地統一管理”等規定雖也在逐步推進,但效果并不明顯。


  點評:同濟大學教授蔡建國認為,政策關鍵在執行,進一步壓實政府責任,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才能確保減負工作取得實效。針對培訓亂象,建議建立多部門間聯動合作機制,同時廣泛動員社會力量,暢通舉報投訴渠道,對相關行為嚴肅處理,彰顯改革的決心、政策的力度。


  時政·財經


  8  身份偏見、門檻壁壘、融資困難——中小企業仍遭三大歧視


  當下,各地日益重視企業營商環境建設,但多地中小企業仍反映深受身份、門檻、融資歧視。


  遭遇“有色眼鏡”,民營企業被排斥


  一些中小企業負責人對半月談記者說,民營經濟發揮的作用日益凸顯,民營企業地位也有所上升,但仍有一些地方和單位戴著“有色眼鏡”看民企。


  重慶一位知名民辦教育機構負責人說:“我們10年時間為社會各界培訓了8萬余名學員,受到學員和社會的好評。但因為是民營機構,無論你做得再好,一些領域、一些地區始終無法進入。”


  對民營企業的身份歧視,不在少數。2018年,重慶市委統戰部大面積調查走訪發現,一些政府項目為了避嫌,有意設置隱形壁壘,把民營企業排斥在外,以規避所謂“政治風險”。


  同時,一些科研院所和國有企業按照舊觀念來辦事,也讓民企有被排斥之感。浙江一家密封件企業銷售額達到億元,是行業內名副其實的“隱形冠軍”。然而,這家企業在發展路上沒少碰到“隱形門”。這家企業負責人告訴半月談記者,行業內主導方大都是體制內單位,科研院所和國有企業大多有渠道。部分業內主導方至今未能轉變計劃經濟的老思路,與之溝通不順暢,對接很困難。


  門檻歧視,人為造成“大魚吃小魚”


  不少中小企業說,現在一些本不需要高門檻和準入前置的政府投資項目和PPP項目,卻給中小企業設置了無法跨越的門檻,致使僅有少數大型企業才具備投標條件,中小企業要想承建項目,必須經過大型企業轉手并繳納一定比例的“管理費”,人為造成“大魚吃小魚”。


  西部某知名教育機構負責人告訴半月談記者,每年各級政府都會投入大量經費在教育領域開展各類培訓項目,但一些培訓項目要求培訓機構必須具備一定數量的教授、副教授,將中小企業“擋在門外”。


  “實際上,現在是共享社會,很多資源是可以共享的,讓中小企業養那么多專家,根本不現實。”這名負責人說,一些高校拿到這些培訓項目后,轉手分包給了中小教育機構,自己什么都沒做,還吃了中間差價。


  苛刻融資條件滋生“資金掮客”


  湖北一家水泵生產制造銷售企業,年銷售額超過2000萬元。公司相關負責人介紹,近年來企業每年都自行研發推出10多個產品,使原來售價2萬元至3萬元1臺的單泵,通過技術升級后能達到6萬元至10萬元。但這樣的技術升級,每年需約200萬元的研發投入,加上企業正常經營的流動資金需求,企業每年都要在市場上融資。


  “對于中小企業,一談貸款,銀行就看房產、土地、設備的抵押價值,即便有良好的經營情況、現金流、企業信用、知識產權等,仍無法獲得貸款。”這家企業負責人說,金融機構有時還通過各種所謂“金融創新”,讓中小企業貸款融資、貨款回收周期越來越長,成本越來越高,現金越來越少。


  由于金融機構和大企業利用身份、規模等因素,對處于市場底層的中小企業融資設置苛刻條件,中小企業由此獲得的金融支持非常有限。重慶市工商聯提供的一份數據顯示,全市民營經濟總量占全市GDP比重達到50.5%、交納稅收占比57.6%、吸納就業占比88.7%,但民營企業獲得的銀行貸款總額不到銀行貸款總額度1/3。


  福建一家民營企業負責人介紹,有大型國有企業,主動找到民營企業幫忙開辦國際信用證、國內承兌匯票等業務,這類金融業務即使經過國企轉手加價,融資成本也比民企直接找銀行申請便宜,衍生“資金掮客”,民營企業融資成本高企。


  公平的營商環境是中小企業發展壯大的基礎。針對當前營商環境中存在的身份、門檻、融資等歧視,一些中小企業負責人建議相關部門嚴格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全面清理、廢止阻礙公平競爭的各項歧視性規定。


  科技·文化


  9  “摸家底”的科學家,在召喚年輕人


  中國是全球物種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一些從事宏觀生物學研究的基礎科學家,常年奔走在高山大河間,只為摸清我國動植物儲備家底。目前,《中國植物志》的編纂工作已經完成,《中國動物志》和《中國孢子植物志》的編纂也提上日程。


  與半月談記者聊起宏觀生物學,他們談得多的既不是干工作的艱辛,也不是出成果的喜悅,而是深深的憂慮:在當下科研考核體系中,這一基礎科研領域很吃虧,年輕人多避之不及,后備人才面臨斷檔風險。


  翻山越嶺只為當合格“庫管員”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員王立松的帆布包里裝過數萬的標本,他的足跡更是遍及我國西南橫斷山區80%的區域。不過,他的專業研究領域——地衣,卻鮮有人知。


  目前全球已知地衣約2萬種,中國已知約有2000種。王立松對地衣的研究持續了39年,他一個人就采集了近6萬號標本,摸清楚2000種的來龍去脈。他撰寫的大量論文和專著,為提升我國地衣研究在國際上的學術地位做出了突出貢獻。


  王立松每年至少有6個月在野外風餐露宿、日曬雨淋,被螞蟥、胡蜂叮咬是常事,還數次經歷與死神擦肩的車禍等險情。為采集標本,55歲的他練就了攀巖爬樹的靈巧身手。


  在王立松看來,科考的苦不算啥,能留住人才更重要。王立松說,他采的標本和數據中82%是未知種,這需要幾代人去研究,他想把事業交到年輕人手中,但“接棒”的年輕人屈指可數。


  66歲的劉正宇是重慶市藥物種植研究所研究員,致力于植物資源分類和藥用植物研究40年,從未停歇,由他發現和命名的植物新種有106個。


  劉正宇至今每年還有七八個月去野外,解放鞋一年得穿壞三四雙;一把彎月鐮刀已被磨成了窄窄一條;一副熊貓望遠鏡用到斑駁掉漆;微型野外采集記錄本一年能寫滿70本……


  奔波在崇山峻嶺間,夜宿在深山老林里,風餐露宿、挨凍受餓,對劉正宇而言,再平常不過。他的學生張軍說:“在野外爬山走路,劉老師總走在最前面,我們年輕人都比不過他,他有兩條‘鋼筋腿’。”


  不管是劉正宇,還是王立松,他們都有共同的心愿,在有生之年盡可能多地收集我國植物資源標本,保存并查清完整的植物家底,當好祖國合格的“庫管員”。


  研究人才斷檔引學者憂慮


  除植物學家外,我國動物分類學、生態學、保護學等宏觀生物學領域的科學家,也在為摸清祖國家底資源辛勤奔走。他們不畏艱難,他們擔心的是研究隊伍的青黃不接和人員短缺。


  中科院沈陽應用生態研究所研究員呂曉濤說,科考的苦不是一般人能吃得了的。“我的同事長期在額爾古納地區進行草原生態監測研究,那里夏季日照紫外線非常強烈,但為了取樣和觀測的便利,同事們都沒做防護,曬爆皮、風沙襲面、中暑、蚊蟲叮咬是常事。”呂曉濤對半月談記者說,有些項目需要24小時監測,同事們就要通宵達旦工作,即便是夏天,在北緯50度的額爾古納茫茫草原,夜里也須穿棉衣。


  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研究員楊維康長期從事荒漠珍稀瀕危動物保護生物學研究,每年至少150天在野外。“新疆做大型獸類保護生物學研究的團隊,最多時有5家,后來陸續解散,目前只剩我們一家。無論多難,我和團隊一定會堅持下去,我國不能缺少大型獸類的研究。”


  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吳飛是我國鳥類研究的中生代力量,常年的野外科考練就了他高強的本領——“聽聲識鳥”和“看像識鳥”。“在野外,如果看到1萬只鳥,我能認識9990只。”


  然而,如今不少生物學專業的學生在野外動植物認知能力上已遠不如老一輩。“我們肉眼就可分辨的物種,他們可能得通過DNA檢測才能鑒別。如果再不重視基礎科學人才的培養、團隊的建設,后備力量一旦斷檔就很難恢復了。”吳飛說。這也是受訪專家共同的憂慮。


  不能讓基礎科學家一直坐“冷板凳”


  “研究團隊的減少和人才的匱乏,反映出宏觀生物學的式微。宏觀生物學屬于基礎公益性研究,這類研究需要坐長時間的冷板凳,而其價值需用更長的時間尺度去衡量。”呂曉濤說。


  宏觀生物學包括傳統的動物學、植物學、生態學等領域。微觀生物學,則指細胞學、遺傳學、分子生物學、基因組學等。然而,在微觀生物學成果層出不窮的今天,宏觀生物學在國內開始被冷落。


  “科研要進軍微觀,但也不能忽略宏觀,人類不能一邊能編輯基因,一邊卻連自己身邊的動植物都不認識。”劉正宇說。


  專家們表示,造成宏觀生物學“不景氣”“被邊緣”的原因,主要是國內科學研究的評價機制不合理,對基礎研究的評價經常搞粗暴的一刀切。如科研領域都重視SCI論文數量、影響因子,而宏觀生物學的學術期刊影響因子要低很多。


  半月談記者采訪了解到,微觀生物學受益于科技發展,數據的獲得和論文發表的速度相對比較快,學術期刊的影響因子也高,自然是研究的熱門領域。


  而分類學等宏觀生物學領域,論文很難被高影響因子雜志接收。達不到考核標準,做宏觀生物學研究的科研人員難以申請職稱,加之項目少、研究經費少,職業上升渠道很受限。王立松說,這一行出成果慢,科考過程又辛苦,再加上這樣的考評機制,年輕人自然不愿從事。


  多位專家表示,為更好摸清我國宏觀生物學家底,加強基礎學科和隊伍建設刻不容緩,可以考慮設立國家宏觀生物學崗位,在人才引進、職稱晉升、成果評審等方面實行分類管理,使我國能有一支專門、穩定、無后顧之憂的科研隊伍,讓有興趣、有能力的學者能夠安心科研。


  中科院西雙版熱帶植物園研究員星耀武說:“摸家底的工作有自身特點,需較長時間才能出成果,這不僅需要科學家淡泊名利、耐住寂寞、靜待花開,也需要政府和相關部門給予我們理解和信任,給予我們必要的支持和保障。”


  生態·健康


  10  農村精神病人管護難浮出水面


  精準扶貧的實施讓農村精神病人基本實現病有所養、病有所醫。但與此同時,對其管護不力、關愛不足等問題也較為突出。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共有在冊精神病人1.5萬多人,大部分來自農村。恩施州多名鄉鎮黨委負責人說,在精準扶貧的政策作用下,如今農村精神病人已實現應保盡保,吃飽穿暖沒問題。


  但農村精神病人面臨管護不力等問題。恩施州三里鄉民政辦主任向東海告訴半月談記者,在三里鄉集鎮上有一名精神病人,政府給她修了房子,但其仍居無定所。她一年有低保金7200多元,還有計生獎補好幾千元,錢都被監護人拿走了,而監護人是她的親哥哥。


  許祖華等村干部還反映,農村精神病人有多個監護人時,監護人很容易因錢發生矛盾,結果往往是“兄弟姊妹扯皮,病人遭殃”。


  除親人管護意愿不強外,管幫護客觀條件也面臨諸多短板。


  防治能力不足。恩施州衛計委副主任琚兆清介紹,目前專科醫療機構、專業醫護人員緊缺,恩施州僅3家精神專科醫院。恩施州優撫醫院副院長向恩平坦言,恩施州只有個別鄉鎮能夠進行精神病社區矯正。三里鄉衛生院院長平淇文說,沒有精神專科醫生,他們所能做的只有“隨訪、體檢、送病人”。


  管護能力不足。恩施州委政法委社會調查科科長鄒杰認為,目前從監護人到村醫、鄉鎮醫護人員,均缺乏專業培訓,該州村一級尚無專業管護能力。


  關愛能力不足。恩施州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張仁謙說,社會上尚沒有專門針對精神病人的基金和愛心組織。


  處突能力不足。近幾年,恩施州農村精神病人肇事肇禍案件頻發。恩施州公安局治安支隊副支隊長張勤說,精神病人肇事肇禍突發性強,村級缺乏快速反應機制,待民警趕到處理就遲了。


  受訪基層干部呼吁,完善管護懲處激勵機制,安排專門資金對重性精神病人監護實行以獎代補。對那些使用了精神病人的低保金,卻對其不管不顧的監護人,應建立誠信黑名單等懲處機制。


  張仁謙建議,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建立公益性專業工作隊伍,扶助農村精神病人,同時建立精神病人致人死亡應急救濟機制。


  民生·社會


    11  “毒死”至親免病痛,情理法如何抉擇---法官披露臺州首例“安樂死”案


  耐不住親人“擺脫”病痛折磨的苦苦哀求,他們將老鼠藥送到至親嘴邊,構成故意殺人既遂……2018年5月,3人因故意殺人罪在浙江省臺州市路橋區人民法院受審。該案為浙江臺州首例“安樂死”案,引發廣泛關注。


  “這例刑事案件蘊含了太多的悲慟與無奈,讓我從一接手就陷入超出單純法律層面的思考之中。”該案承辦法官、臺州市路橋區人民法院少年庭庭長夏俏驊說。


  庭前,一次五味雜陳的閱卷


  這是一起典型的“安樂死”案件,案情并不復雜。死者是一名冷姓中年婦女,生前患有系統性紅斑狼瘡等多種疾病,由于大劑量激素治療等原因,其體重暴增,骨質疏松,又由于意外摔斷了腿,只能臥床,由其大女兒和大女婿,也就是本案的兩名被告人照料。


  在治療及此后的臥床養病過程中,死者逐漸產生厭世的情緒,多次要求其大女婿,也就是被告人張某幫其購買自殺所用的老鼠藥。


  終于,在2017年8月27日,被告人張某幫死者買來了老鼠藥,并在次日將死者的丈夫,即本案的被告人樊某也接到死者居住的地方。在死者的要求下,樊某將老鼠藥遞給了死者,死者當著丈夫、大女兒、大女婿的面將老鼠藥服下。而此時,3名被告人跪在床前慟哭,沒有采取阻攔或救助的措施。


  服藥后的冷某還保持著清醒的頭腦,要求被告人張某載其到外邊轉轉,張某載著死者在馬路上漫無目的地行駛達數小時,待其停車想要了解冷某狀況時,發現冷某早已停止了呼吸。


  案卷到了夏俏驊這里后,他仔細翻閱完案卷,面對臺州全市第一起因“安樂死”引發的故意殺人案件,可否參考先例、對本案準確量刑成了工作的重點。


  夏俏驊發現,現實中協助“安樂死”追究刑責的案例少之又少。如何契合新時代的司法理念,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對被告人的行為作出客觀的評判并給予公正判決呢?


  庭審,一場充滿悲情的陳訴


  2018年5月21日下午,庭審在路橋區法院進行。


  經過舉證、質證,案發的過程清晰地展現在眾人面前。3名被告人在死者患病期間給予其充分照顧,不但將大部分的收入用于給死者看病,向其他親戚借錢為死者看病的事實也得到了確認。


  在法庭辯論階段,公訴人對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及應負的刑事責任進行了充分說明,并對被告人情雖可憫、罪不可恕的理由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在樊某的自我辯護開始后,她壓抑多日的情緒終于爆發出來,對其母親發病治療階段所遭受的痛苦進行了回憶,對自己面對母親的自殺卻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進行了懺悔,對自己家庭遭受的痛苦及目前教育叛逆期兒子面臨的困境進行了哭訴。整個法庭籠罩在一片復雜的情緒之中,在場的人無不動容。


  判決,一個情理法交融的結果


  庭后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合議。對于被告人的行為,合議庭成員都認為他們觸犯了現行刑法,也與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相悖,對3名被告人應當定罪處罰。


  在對被告人具體判處的刑期上,合議庭成員也達成一致,但對刑法的執行方式上,合議庭成員產生了分歧。


  故意殺人是嚴重罪行,對構成故意殺人罪的被告人適用緩刑在實踐中并不多見,突破這種慣例需要很大的勇氣。


  夏俏驊內心也充滿糾結。一方面,長期以來中國對“安樂死”的討論還是很忌諱的,如果對被告人適用緩刑,是否會讓社會產生鼓勵此種行為的錯覺?另一方面,若對被告人收監執行刑罰,是不是符合謙抑、審慎、善意的刑法理念和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對已遭受巨大痛苦的被告人家庭成員是否公平?對終結這個家庭悲劇是否有利?


  經過慎重權衡,合議庭成員最后一致認為,考慮被告人與死者的特殊關系,被告人在死者生前進行了悉心照顧,死者系自殺身亡等情節,可以對被告人適用緩刑。


  宣判定在2018年6月1日。


  一大早,夏俏驊來到辦公室,對判決書進行了最后一遍校對。“當時心中五味雜陳,開庭時3名被告人對前途迷惘、對生活絕望的神情又一次出現在我的腦海中。如何才能讓知識層次并不高的被告人真切地認識到行為的錯誤,并盡量讓他們走出心理的陰影,經營好家庭呢?”


  靜下心來,夏俏驊給3名被告人寫了一份法官寄語,從情、理、法三方面對他們的行為進行評價,并希望他們能對生活懷有希望,重新過好自己的生活,讓這個家庭的悲劇就此畫上句號。


  該案的宣判在社會上引起一定反響,對裁判的結果也有不同聲音。有不少人對本案的處理給予了正面的評價,認為本案的處理體現了“情”與“法”碰撞下的刑事司法關懷,踐行了新時代刑事司法理念,有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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